有黄金的人的心，也就是普通老百姓、穷人的心。
&esp;&esp;因此，收缴黄金又拖着不予兑换，打击的就是那些手里、家里藏有黄金的富人；所收的人又是“列侯以下 ”，一个人不是列侯还有黄金，那就主要是豪杰商贾了，所以目的仍然是抑制贫富分化。当时的老百姓八成会乐见这条政策。
&esp;&esp;到了始建国元年，皇帝正式推行新朝的货币改制，废除了会令人想起“刘”字的“刀币”，也禁用了五铢钱，然后分两步推行了新朝的货币改制 12 ：
&esp;&esp;第一步，发行了新的重一铢、面值为“直一”的小泉，和居摄期间发行的重十二铢面值为“五十”的大泉并行。试行一年，发现不太好用，老百姓私下里还是爱用五铢钱。这不纯粹是因为习惯，而是小泉的面值太小，大泉的面值又过大，就好比只发行了1元钱和100元钱的两种货币，用起来当然不方便。
&esp;&esp;出于纠正货币种类太少、面值不便的目的，到了始建国二年，皇帝启动了第二步，这次的动作很大，结果把币种和面值又搞得太复杂，有“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”，统称“宝货”：
&esp;&esp;五物，就是金、银、铜、龟、贝这五种铸币的材料。
&esp;&esp;六名，就是有黄金、银货、龟宝、布货、贝货、泉货六个币种，细看来，其中的布货、泉货都是由铜铸造，所以“五物”才有“六名”。
&esp;&esp;二十八品，就是上面的这六个币种，又各自有层次不同的币值，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八个，太过复杂，就不抄录了。只说其中的龟宝、贝货是按照尺寸大小来确定面值，其他的是按照重量。
&esp;&esp;显然，这么复杂的币种和币值，使用起来很不方便。一个老百姓拿到一个钱，如果他目不识丁，不认识上面的面值，只掂量一下重量是白搭的。若是不幸收到贝货和龟宝，还要找尺子量一量才放心。这样的货币，不必说流通，就算是收藏也很复杂。
&esp;&esp;一段时间以后，皇帝发现确实不方便，就废止了龟宝、贝货、布货，只留下金银，以及面值为“一”的小泉和面值“五十”的大泉。换句话说，这次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“宝货制”也就名存实亡了，其影响大概也有限。而且，到始建国天凤元年（约公元14年），皇帝对以往的货币改制进行了彻底检讨，重订改制，这次终于简单了，其中最常用的货币只有两种：一是货泉，重五铢，面值为“一”；一是货布，重二十五铢，面值“二十五”。
&esp;&esp;其实，这个面值为一、重五铢的“货泉”，就是原来的五铢钱，皇帝的货币改制重新回到了原点，此后，新朝的货币制度也就逐渐稳定了。从居摄二年到始建国元凤元年的六七年间，先后改制三四次，造成了较大的混乱，但得承认最后一次终于稳定了。
&esp;&esp;但许多臣民却遭受了不小的损失，因为这数次改制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每一次发行的货币都比以前重量小、面值大，形成了事实上的贬值。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年代，贬值就意味着财富转移，也就是转移到了朝廷手里。而这正符合王莽最初的意图：谁手里的钱越多，谁遭受的损失就越大，那么社会也一定会更公平。
&esp;&esp;以上就是王莽在儒家精神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在《周礼》的框架下，推动的财政、金融、经济改制，也是后世所谓“王莽改制”的最重要部分。
&esp;&esp;他会成功吗？
&esp;&esp;至少在最初的岁月里，刘歆、扬雄、桓谭等人，都充满了希望。
&esp;&esp;12改革的成功与虚无
&esp;&esp;后世有人问，从“王田私属”到“五均六筦”，新朝的改制是一种“社会主义”吗？
&esp;&esp;当然不是。
&esp;&esp;因为新朝改制是通过强化国家统制经济，打击商人豪杰，扩大私人工商部门征税，从而试图消除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，与社会主义所蕴含的工业化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内涵，不是一回事，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崇尚民本、仁政、患不均的政治精神。
&esp;&esp;后世还有人问，那是否属于“计划经济”呢？
&esp;&esp;当然也不是。
&esp;&esp;新朝的改制虽然把国家统制经济作为核心，但既没有计划经济所蕴含的分配思想，也不具备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的统计、财政收支等数目管理的基础。这种统制经济的思想源头，是儒家崇尚“大一统”和圣王统治，警惕利益集团侵害百姓的政治精神。
&esp;&esp;这两种政治精神，在当时是通过《周礼》体现的。《周礼》的来源无论是否可靠，是否为“六国阴谋之书 ” 13 ，在当时许多儒生眼中，就是周代传下来的三代之治，也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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